论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李展

(武汉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文章考察了公安派兴起与袁氏兄弟的外祖龚氏家族的关系,发现袁宗道作为长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其心学实践、官成名就与文学教导为公安派的兴起做了根本性的奠基。


【关键词】袁宗道、袁宏道、公安派、心学


  “公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晚明文坛的出现,其兴衰之骤令人惊奇。按一般文学史的说法,“公安派”指以湖北“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他如雷思霈、陶望龄、江进之等也属于这个流派,但他们基本处于“公安三袁”的笼罩之下。另外,由于中道仕途的坎坷使其与两位兄长的活跃期有了一定的时间间距和内涵间距。因此,对“公安派”的兴起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就是袁宗道、袁宏道。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袁宏道已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而对袁宗道对公安派兴起的具体过程和作用,则语焉未详,甚至对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有一种颠覆。譬如,戴红贤女士认为袁宗道的作用与其说是“始发者”,不如说是“传播者”。这个说法忽视了一个文学流派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其内在的复杂关系和前后的发展演变。袁宗道对于公安派的巨大作用首先在于作为长子明确承接了儒家伦理的长子责任,并由此接触到道教修身术、心学、禅学。在学术上,即使后来“以禅诠儒”的“儒”,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儒”了;晚明时期三教合流,同归于“心”,已经表明儒道释已经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其分别只能是一种侧重点的区别;心学本身就是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是与程朱理学没有关系的禅宗或者完全佛学化。而且,袁宏道和袁宗道的关系一直在相互影响,最初是宗道影响宏道大些,中间是宏道影响宗道大些,但是在宏道辞职吴县县令以后,在整个晚明社会的崩溃趋势中,不是宏道影响宗道,而是他进一步向社会化方向倾斜即宗道方向倾斜。公安派是一个开放的流派,它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而非只以袁宏道的“独抒性灵”所能完全覆盖,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只以袁宏道的文学为公安派正宗,宗道和中道的文学就不是公安派文学的正宗说法了。[1]本文正着眼于此,力求有所辟发。

  一、一个容易误导的结论

  在历史上,一个流派的兴衰都与当时形势的整体运作态势密切相关,绝非单个人能独自创造历史;个别人物可能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作出一些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也只有放到当时历史形势下对其考察才能作出大致准确的估价,否则,很容易夸大其辞。袁宏道的名声在当时如此之盛,以致被认作新的“文坛盟主”,再加上与被称作“两大教主”(达观与李贽)之一的李贽的特殊关系,便给我们造成了这种“英雄主义”印象,从而对“公安派”的阐释也容易导致一种误读。其始作俑者正是享有大名的钱谦益,他给袁中郎作了如下断论:

  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於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2]567

  钱氏距中郎不远,且是中道的朋友,此论一出,影响甚大,后人论述中郎几乎无不以此作为参照。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钱谦益对于袁宗道的发起之功亦有明确的说法:“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我们当然不是否定中郎的巨大革新作用,而是重新审视公安派兴起的具体历史要素,以便更清楚地找出当时可能的合理情况来。首先,我们把视线移开文学,就学术思潮而言,晚明新潮革新派中人与心学或佛学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渊源。从王阳明创立心学起至中郎时代,单就左翼一脉,据黄卓越先生考察已经包含了五代人:“第一代即王阳明本人,第二代领袖为王畿、王艮,第三代为徐樾、王襞、王栋、颜钧、赵贞吉等,第四代为罗汝芳、耿定向、何心隐等,第五代为杨起元、周汝登、李贽、焦纮、管志道等。”[3]7而袁氏兄弟正是以李贽、焦纮为师的,特别是中郎被看作卓吾的衣钵传人。正如黄卓越考察,晚明文界著明人物其关注点首要不是文学,而是性命心学,后代把他们列为文界只是分类学上的方便,却极易造成一种误读。[3]4其次,在文界运动革新方面,迄中郎为止对复古派至少已有两次较大冲击。第一次以“嘉靖八子”特别唐顺之、王慎中为启动,以茅坤、归有光为接继的首次冲击,即所谓“唐宋派”。第二次以徐渭、汤显祖为代表发动的向后七子复古派的第二次冲击。更为有意思的是,无论第一代成员还是第二代成员,均与心学领袖或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3]10-11第三,在政治上,中郎时代正是张居正政治改革失败,万历朝已经处于各派力量公开较量的时期,各种党派力量在朝廷较量的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秩序趋向混乱,这种不幸却造成一个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第四,前后七子的文化霸权由于受到冲击而开始衰落,而新潮革新派亦处于一种暂时低谷状态,这种文学流派前后接替上的文化真空状态,给公安派的兴起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活动空间。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化流派得以成立并产生影响,不单需要一定的理论及文学成就,而且需要一种集团的力量来冲击与影响社会,而就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都属于上层名流。例如前后七子,以及所谓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都是以上层文化官僚为核心形成的一种文化集团,“嘉靖八子”也全是当时第一流的进士出身,至于徐渭、汤显祖等第二代新派人物之所以遇到了巨大困难,其中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一是没有形成一种较大的集团力量;要是没有袁宏道,徐渭终身埋没也未可知。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公安派”的兴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与心学和佛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公安派”作家,同他们的前辈革新派人物一样,始终作为复古派的对立面出现的。至中郎时代,他们的前辈同复古派的较量至少已经四、五十年了,所以,“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并不准确;而后世作为“公安派”标志的“性灵说”,据黄卓越的考察结果,这个学说一开始就与心学本体联系在一起,并与良知、灵知、灵明、灵性、真性、虚灵以及心源等概念组成了密集交叉的概念网络系统,而且与禅学修养工夫联系在一起。从心学到文学观念的借用,最初大规模的使用见之于徐渭、屠隆、王世懋、焦纮等,由整个晚明思潮的仔细勘察可知,“性灵”并非袁宏道文艺思想的主要标识,更非由其独创,也非由其致力阐释加以流行于世的概念。在此之前,大规模使用并于各个角度举其要意的是屠隆,并由此而对袁宏道等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后,由宏道之弟袁中道对宏道的文学思想作了概括表述,进而才使“性灵”语汇逐渐成为人们对袁宏道思想的一种评估性概念,正式为世承认。[3]133袁宏道正式登上文坛并扯起“性灵”的大旗的标志,是公认的《叙小修诗》的发表,其文中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4]187这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发表的作品,虽然宏道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曾在赠其妻弟李子髯的诗中已经标明袁宏道单纯“文士时代告别”,但这时袁宏道才刚中进士,在家等候谒选,其所交知名朋友都是袁宗道的京师之友,他自己却还没有正式的社会地位,这也没有被时流所共识的可能。而袁宗道《答陶石篑》信中说,“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亦自有见。三四年前,太亟新刻至燕肆几成滞货……可见模拟文字,正如书画赝本,决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5]206又《大人书》云,“二哥(指中郎)……新刻大有意,但举世皆为格套所拘,而一人极力摆脱,能免末俗之讥乎?”[5]190这两信均作于1597年,可见当时复古派虽不受欢迎,却并未退场,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可以给予冲击的文学实绩创造出来;而中郎诗文迎来末俗之讥,亦说明二者的较量并未见胜负和取得世俗共认。“性灵”真正成为中郎作品的标志需要几个条件:(1) 中郎作品创作实绩的展现;(2) 中郎理论的疏理澄清 与不断深化;(3) 社会舆论在斗争中进行转向。而这几件事的完成至少要在1597年之后。据王承丹统计,万历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十八年,袁宏道创作全盛期的前期,占据了其创作总量的百分四十强,而万历二十四到万历二十五(1596-1597)年属于中朗创作的鼎盛期,其创作竞占总量的百分二十强。[6]94-100而中郎理论的疏理、纠正与深化,更是在北京创建诗社之后的事情,这需要一个过程。中郎前期诗文理论明显以个体本位特征占据首要地位,诸如“性灵”、“心源”、“自适”均是与心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早期文风的那种华艳、明丽、智慧、诙谐而又放浪的风格特征,则与苏州地区的民俗风情密切相关。

  总之,“公安派”早期标榜“心灵无涯,搜之愈出”之类偏重主体心性而忽视其他外界要素等问题,那是他们早期没能全面了解心学而单纯冲击后七子理论所造成的片面之辞。随着中郎的入京,袁氏兄弟发起的蒲桃诗社的成立,中郎的这种自适其性的理论才真正得到纠正;随着伯修去世,六年之后的袁中郎才真正全面地成熟起来。“公安派”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流派,他们自身的发展表现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形态,结果是自身积累的愈来愈丰厚。晚明文学思潮革新运动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始终与当时哲学界存在着学术、文学、人员组成等方面的交叉关系。到袁宏道时代新思潮对旧文化传统观念等全方位的冲击,已经积聚了不小的文化力量资源,这才使得袁宏道这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领时代风骚,为“公安派”打出一片天地来。就这样,袁宏道不仅凭借时代好风力而入青云,而且其之所以成为新的“文坛盟主”,成为“公安派” 主将,在其下面给他蕴积风力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长兄袁宗道。

  二 、袁宗道与心学启蒙

  袁宗道对“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有着中轴核心作用,这是由其渐修派作风及其对历史与时局的深刻认识决定的。对于袁宏道而言,袁宗道的作用具体的体现在两个时期,一个为接触李卓吾之前,一个为结社蒲桃寺之后,而这中间的一段时期是受李贽影响很大的。谈到袁宗道之于公安派的作用,吴调公先生言,“宗道含苞;宏道初绽;中道时则放而复收。”[7]93问题在“公安派”的运动始终呈现出集团式的滚动,而非单个人的线性发展,虽然在各个阶段主要功绩状况,确实如吴先生所言,其根本的原因是其兄弟友情甚笃,思想交流达到了一般人难以相信的糅合程度。但为了论说的明确起见,我们还是遵循这种现象突出的原则加以阐述。钱谦益评论伯修说,“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8]566他主要指文学一面,但我以为这个结论具有普适性,这里就从其初凿鸿蒙之功说起。

  论晚明文学思潮革新运动的演变,必须注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制造出来的所谓“儒学”、“佛学”、“道学”已经成为一种显意识或潜意识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灵魂之中了。而“公安三袁”的这种亦官亦隐、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文化选择,也不是随便可以说清的,我们把他们置于这种大背景之下,看他们如何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的。考“公安三袁”的家世影响,母系一方要比父系一方深刻得多。其外祖父龚大器官至河南布政使。其二舅龚仲敏于万历癸酉(1573)举于乡,卒于岚县任上。其四舅龚仲庆,万历己卯举于乡,明年成进士,拜监察御史,终兵部郎,为万历张居正党争的风云人物之一。[9]697龚氏一家显赫的社会地位给“公安三袁”造成了巨大影响,以至袁宏道说这是袁氏所以兴盛的根本原因。[10]1176就其信仰看,其外大母赵氏信佛,[11]143其母信佛,[12]52其二舅“好仙学,喜为黄白术,竞不就。旁通天文地理医卜百家之学”[13]697-699。其四舅晚年亦信佛。[14]1185其父袁士瑜虽然功名心很强,却多作方外游。[15]这些情况,对于袁氏兄弟的影响一开始就处于或显或潜的儒释道氛围之中,虽然就其自觉尚在以后的发展之中。

  这些复杂的情况对“公安三袁”的影响是不均衡的。首先是老大袁宗道自觉接受母系一方的影响,并通过龚仲敏接触到心学学术线脉;后来举南宫会试第一,这种结果给宏道、中道直接竖立了可供楷模的榜样,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袁氏年谱记载,宗道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宏道生于隆庆二年(1568),中道生于隆庆四年(1570)[16];这样,宗道比宏道在年龄上大整整八岁,而比中道大整整十岁。在万历二年,其母龚安人谢世,这时宗道十五岁,宏道七岁,而中道只有五岁;其母的去世对“公安三袁”的影响又是非常巨大与潜在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证明:其一,袁氏之父有个妾姓刘氏,为他们生了两个弟弟宁道、安道。但我们从“公安三袁”的文集中,特别在宏道逝世以前,几乎毫无他们的影子。虽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公安三袁”具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确加强了他们亲兄弟的兄弟友情,并且“三袁”常以宋代“三苏”自比,这在他们文集中屡见不鲜。其二, “公安三袁”有一个姊妹,据任访秋的考证当属宗道之妹,宏道、中道之姐,[17]119-120他们这个姊妹被送到其外祖母家寄养,其兄弟姊妹的友情异常笃厚,每次相聚都难舍难分。[18]430-432而且“公安三袁”的成长也不是由其庶母刘氏抚养的,而是由其庶祖母詹氏抚养成人,[19]1178在詹氏病危之时,袁宏道曾连上七牍要求解去吴县县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詹氏的养育之恩的确非同一般。[20]313-322上述结果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向龚氏一方的进一步倾斜,其外祖父、外祖母、舅氏等在三袁的文集中比比皆是,他们被刻画的仁慈、忠厚、大度而又智慧,这几方面都加剧了袁氏兄弟的对父方的离心力而偏向了母系一方。毫无疑问,这种偏向的最初自觉者是已经初懂人事的袁宗道,而不是尚属幼稚的宏道和中道。事实也是如此,宗道的最初受学与最初会试都是与其二舅龚仲敏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就是这样,宗道乡试的成功与会试的成名,最终以卓越的品位塑造了自己在其二位弟弟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应该说,宗道取代了其父亲在两位弟弟心中的地位,至少在其少年时代应作如是观。

  官成名达的长兄给予二位弟弟的影响绝不能低估,不要忘记翰林玉学士的社会地位,尽管在最高执政当局未必多么直接奏功,但庶吉士在明代被认作“储相”,在一般社会阶层中更是高贵清华,对其价值评估绝不能低估。这点小修与中郎是深有体会的。小修《告伯修文》有段凄恻感人的记载:

  伯修,伯修!兄如何便长逝耶!自失母之后,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若。我时年最小,视兄如父也。里舍书房中,三人相聚讲业,夜窗风雨,未尝一日不共也。门户凋零,幸而兄致身青云,数十年以内,家门昌炽,无一发一毛非兄赐也。蕞尔之邑,不知有所谓圣学禅学,自兄从事于官,有志于生死之道,而后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见白日矣。[21]787

  这段记载,完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测,不单证明了伯修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家庭门户的巨大支撑作用,而且指出了伯修对他们人格追求、学术发展、以及智慧开发等几方面的作用。这对于解公安作为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却出了如此“表表人群”的三袁兄弟,具有很大认识作用。中郎曾经提到当时乡邑的不开化状态,“夫衣纨绣而过者,入村落则老稚聚而骇,过下邑则士窃议指其背,至通都则常,其习固也。”[22]1201伯修也曾提到这种状况,其朋友戏曰:“南平一片黄茅白苇,何得出尔三人?”[23]108这种封闭状况,对于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的乡村的那种压抑,只有深入其中的人才会深有体会,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中道的“而后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见白日矣”的感叹了。宏道、中道之所以如此幸运地摆脱这种厄运,正是长兄袁伯修的基奠之功。“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说,函盖儒、释,时出其精语一二示人,人人以为大道可学,三圣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见行脚之稍能谈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师有礼,而所谓精蓝禅室者,遂亦数数修饰,浸循有大国风。”[22]1201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伯修这种努力的时代影响,更不用说他们兄弟一起参禅悟道的实践工夫了:“明年(1589),上春官。时伯修方为太史,初与闻性命之学,以启先生(中郎)。先生深信之。下第归,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与朝夕商榷……一日,见张子韶论格物处,忽然大豁,以证之伯修。伯修喜曰:‘弟见出盖缠,非吾所及也。’然后以质之古人微言,无不妙合,且洞见前辈机用。”[24]755这是有关中郎最初顿悟的最确切记载,自此以后,经拜师李卓吾之后,中郎禅学修养才一发不可收了。

  那么,具体地说,伯修是如何走向性命心学的呢?这里面有一个从道教养生学转化为心学、佛学的历程。年谱上说,万历八年,宗道二十一岁,“抱奇病,病几死。有道人教以数息静坐之法有效,始闭门鼻观,弃去文字障,遍阅养生家言…… 栽花莳药,不问世事。”[16]467但正是这种几乎丧命的可怕经历,才真正使之走向了养生之途,这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道教养生术主要从生理上着眼的,然而结果是有效的,至少在生理层面如此,“先生(伯修)习静久,体气愈充”,[25]707当然作文章亦“穷工极变”。[25]707另外一个转向心性之学的刺激因素是其舅氏龚惟学(仲敏)的导引。“庚辰(1580),不肖从舅氏计偕,始集仪部门,门外书贾,列肆争售,舅氏独取大儒录语及一、二竺典归。不肖旁观匿笑,此何异热月贩絮?既落第,偕归,宿旅舍,舅忽向我叹荣名之浮虚,身命之脆促。不肖蹶然起:‘唤奈何?名虚身脆,我何归乎?’舅亟取前所市书示我。……不佞廿载醯鸡,知瓶瓿外别有天地,自兹日始。”[26]114从这段话中,很明显地看出袁宗道最初接受的是儒、道两家之学,以后的心学和佛学影响,当然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而这正是他接触社会名流之前的事情。这样,他的养生之术才成为接受心性修养的坚实基础,最终促使他成为晚明渐修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始终作为一种核心力量稳定着“公安派”。

  三 、袁宗道与公安派的文学创作

  在文学方面伯修同样有着重要作用,这可从其个人情况与对弟弟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宏道发表《叙小修诗》之前,伯修已经作了许多文学创作与理论探索工作。这里我们必须抛弃那种纯文学观点,因为任何真正有成就的作家绝对不是单凭文字工夫所能济事的,在这底层潜藏着作家生活经历、个人感受才能、知识结构体系、思想认识水平、价值评判倾向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所以个人文学素质的培养对于作家早期阶段来说,更具有意义,我们倾向于从这个方面说明其早期情况。 据各方面的记载看,伯修应属于那种早慧之人,虽然他自谦“根性软弱”,那是较中郎根性猛利”而言,至于别人则未必甘落下风,否则他何以能成就南宫会试第一名?袁宗道传记载,“先生生而慧甚,十岁能诗,十二列乡校”,“二十举于乡”,而其“十二列乡校” 就慷慨志向“吾终当俎豆其间”,后来果应其愿。[25]708传记还记载了一件趣事,“癸未,大人强之赴试,行至黄河而返。还至荆门,舍于逆派,夜半梦有神人语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复寐。神人又语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为公特来,何得不见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隐隐痛,拥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床碎为尘。人以此识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几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25]708这件看去荒诞不经的怪事,却说明了宗道个人感受素质确实非同一般,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这事实质属于一种信息感应,没有一定素质做不到这点;这种生死事大的教训进一步促使他学习养生修道,而学道是需要根器与悟性的,这些都与为文密切相关。这种先天素质对其影响很大,在其举于乡试之后,“益喜读先秦两汉之书。是时,济南琅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阅悉能熟诵,甫一操觚,即肖其语,然已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矣。弱冠已有集,自谓此生以文章名世也。”[27]1宗道这种独立见解已初露后来反复古派的先声,在入选翰林以后发表的《论文》就承继此时而来。

  文学方面,宗道流传下来的《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已经很少考中会元以前的作品,但仍可从一个侧面看其文章写作训练情况与生活积累情况。科举考试无疑为封建时代一般士子希望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忙于作八股文章,弄不好就皓首穷经,一事无成;许多人被死死束于其下,三袁的一个老师万莹就是一个现成例子,[28]699但真正大家还是能跳出樊篱匠心独运的。有人专门罗列一个明八股文章大家名单,指出八股文风的不断演变,[29]袁宏道本人亦曾专门考察过“时文”真精神问题,指出只有“博士家”超越了束缚,[30]184宗道就是这么一位,宏道称他“家大家”,中道称赞他“文章穷工极变”,对此他自己也心中了了,他教导五弟说“明经应似我,他事莫如兄”,[31]27所以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以后,对这样“大家”来说反而成为一种文体规范训练。总之,宗道前期考中会元乃水到渠成之事,不象一般士子全然埋身功名,而是养生种花吃酒读书,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兴趣高雅广泛。有时给弟弟妹妹讲故事,涉及历史人文鬼怪等许多方面,而且讲得津津有味,以致妹妹怕他停下而自甘情愿为他煮茶喝,弄得他故意在黑夜讲妖怪鬼狐以吓唬她,妹妹害怕得不得了,他却抚掌呵呵而笑。[18]430这种充满诗性气息的生活方式自然不同经院道学行为,对于培养人文精神相当有益,宗道的优秀小品特别家事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真情,与此不无关联。

  宗道这种行为自然影响了两位弟弟,袁氏兄弟的那种文酒风流在前期阶段,充满了生机。据袁氏年谱说,宏道十五居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16]467中道十四与李学元等六人加入文学社,而十一岁就能作《黄山》、《雪》二赋,共五千余字,时称奇才。[16]467这与他们待在宗道身边有莫大关系,因为当时宗道二十中乡试以后,居家休病长达几年。而且宗道为人和善,经常与弟弟一同参禅学习,鼓励他们,如《中郎弟进士》诗,“前年羽猎献长扬,归去三湘问雁行。作赋丽如袁彦伯,通经精似蔡中郎。角巾领袖高阳侣,麈尾凭陵侠少场。梦草真堪对小谢,种花无那去河阳。”[32]25这种精神鼓励与学术文学培养,对他们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虽然我们也应提到龚惟学的功劳,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言,他们必须经过宗道这个中间环节才有如此迅猛发展,心性学问如此,文学亦如此。

  所以,袁宗道就职翰林以后,他的一切活动影响,已经从家庭的兴盛、对两位弟弟自信心的培养、智慧的开发(禅学实践)、学术探索以及文学培养等方面,完成了“公安派”的前期准备阶段。后来有人称中郎“禅伯”,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放浪形骸的青年不会有如此精湛的佛学修养,[33]1768那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伯修的启悟下,中郎的禅学实践至《叙小修诗》的发表已经长达十余年,没有这段前期准备,“公安三袁”自身素质也不会真正得到提高,在其以后发展中突然兴盛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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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袁宗道.中郎弟进士[A].白苏斋类集[M]

[33] 张汝钊.袁中郎的佛学思想[A].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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